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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走！”戴维列脱下白大褂，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拿起手机就要出发。
　　这就是戴维列出现场的样子。作为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所所长、主任法医师，戴维列的工作，就是将福尔摩斯式的推理，用证据展现出来。

　　近些年广州侦破的每一宗重大刑事案件，都有广州刑事技术人员的身影。
　　为破案自己服用麻醉药做实验，为勘查现场钻进臭气熏天的水沟，在房间所有物品里寻找针尖大的血迹……30多年从警生涯中，戴维列参与过2000多宗重大刑事案件的过万件物证及毒物检验工作，零失误、零差错；参加并指挥上百宗重特大案件现场勘验，推动广州市专业化现场勘查率提高到100%。他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今年初，他又入选全国“双百政法英模”。刑事技术所也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曾被国务院授予“模范刑事技术所”荣誉称号。
　　近日，戴维列在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所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回想起30多年前选择加入广州警队的那个时刻，他说：“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遇到什么，解决什么。”
　　当警察：以身试毒为破麻醉枪抢劫案找证据

　　1988年，戴维列从中山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这之前的23年，戴维列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警察。那一年，恰逢广州市公安局来到中山大学招人。这时，当警察是什么体验？他还不知道。

　　“面试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些办案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用现有的手段还解决不了，需要我们的科研来为办案服务。”戴维列回忆，“这个需求触动了我。能挑战自我，能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这个单位很够‘刺激’。”

 　　穿上这身警服，戴维列一干就是30多年。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冰毒、摇头丸、麻醉枪抢劫等新型犯罪次第涌现，为城市治安带来挑战。一份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记录了戴维列和同事们为破案以身试毒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末，广州接连发生多起麻醉枪抢劫案件，由于作案所用麻醉药物代谢速度非常快，很难在人体内检出，破案一时陷入僵局。为了摸清楚麻醉药物的代谢规律，戴维列和同事们决定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实验中，他作为其中一名男性志愿者，服用了麻醉药物，而后在实验室昏睡了两天两夜，同事定时在他身上取血、取样检测。通过这种笨办法，他们成功摸清了药物代谢规律，解决了当事人体内麻醉药物难以检出这项困扰国内同行刑事技术难题，为打击这类新型犯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我们的工作就是跟各类犯罪打交道，没有那么多高大上，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平安。”戴维列笑道。

　　去现场：找过针尖大的血迹钻过臭气熏天的下水道

　　在实验室之外，戴维列还见过各种各样的案发现场。

　　“我们要通过刑事技术手段，像放电影一样，倒推、还原出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戴维列告诉记者。比如到溺水现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死者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这一世界性法医谜题。

　　“广州水域多，这类问题遇得比较多，我们就考虑如何解决它。”于是，技术所便组织广州刑事技术科研团队历时13年研究，终于攻破难题。2017年，《法医硅藻检验关键技术及设备研发》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技术研究成果国际领先，还协助全国多地检案400余起，协助侦破了一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的案件。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用证据说话。”戴维列说，“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这些年，他参与过2000多宗重大刑事案件的过万件物证及毒物检验工作，零失误、零差错。这背后，是近乎苛刻的严谨和细致。

　　找过针尖大的血迹，钻过臭气熏天的下水道。每一次现场勘验，他都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物证，要求“应取尽取，应采尽采”。

　　“每一个失误，都可能会带来一个错案，可能会带来一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脱，可能会带来一个受害者难以伸冤。所以在现场勘查和检验过程中，我们整个队伍都要穷尽一切可能，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在他眼中，每一次找到关键证据的那一刻，所有刑事技术人员的辛苦便都值了。

　　破大案：让犯罪痕迹“显形”让无声物证“说话”

　　如何寻找犯罪的痕迹？如何让无声的物证说话？

　　发生在8年前的一宗命案，让戴维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该案侦办过程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现场勘验的难度很大。戴维列带领市、区两级刑事技术人员连续6天6夜对现场进行勘验，每天从一大早忙到凌晨4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发现了关键物证，抓获犯罪嫌疑人。

　　该案的突破口，就来自于刑事技术的发现。案件侦办初期，侦查人员一直有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作案手段这么凶残，是熟人作案还是陌生人作案？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问题解答不了，我们的侦查方向就定不下来，大家压力都很大。”戴维列告诉记者，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最终刑事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犯罪分子的痕迹，并确定嫌疑人是从顶楼攀爬下来的。

　　这个突破口找到后，就像揪出了一个线头，专案组据此摸下去，终于抓到嫌疑人，成功侦破案件。

　　这只是戴维列参与勘查过最棘手的现场之一。“每宗案件，不论大小，当我们的技术工作发挥了作用，取得了成效，对我们每个技术人员来说，那个瞬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戴维列说，“在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们显然棋高一着。”

　　谈遗憾：仍牵挂未破获的案件、没找到的线索

　　当了30多年警察，每侦破一宗案件，每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找到一个关键物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死者伸冤、为失散家庭找到亲人……对戴维列来说，这些都是他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但30多年来，他依然牵挂着一些案子。

　　“我这一生中，还是会有遗憾。比如一些命案积案，现有的手段没有侦破的，我们每年反复拿出来做。”戴维列告诉记者，他曾经看到过报道，有民警历时几十年去侦破一宗案件。这种坚持不放弃的精神让他感同身受。

　　“我们也一样。”他说，“没有破的案件、没有找到的线索，对我们来说，都是遗憾。”

　　这些年，刑事技术人员们在办案时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规矩——在犯罪案件现场提取的物证，都要做长期保留。戴维列也在期盼着，这些陈年物证，终有一日能“说话”。“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代表以后不能解决。我们每年都会梳理这些陈年物证，技术成熟时再检验，侦破这些过去破不了的陈年积案。”

　　近几年，公安部、广东公安机关接连组织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仅2020年，广州警方就侦破命案积案90余宗。

　　30多年已经过去了，戴维列至今仍记得师傅当年教给他的一个理念：“我们这是科学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为此，一代代刑事技术人员也在接力奋斗，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和水平，让更多的物证能“说话”，让留下的遗憾尽可能再少一点。

　　“这就是来自一支队伍的传承、一个集体的传承、一种思想的传承吧。”他说。

　　（羊城派）